自恃老革命,乡亲嘲笑 骂地方干部,自食苦果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被从小镇上召回侯家台,参加本村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此时,侯礼祥本来可以公开自己红军团长的身份,或者跟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但是,因为证件被盗,他无法说清自己的历史。所以,他只得一直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说是劳动,但他什么农活都做不好,人家只好照顾他给公家喂了几头耕牛。
一个红军团长屈居“牛官”,免不了会与乡亲们吹一吹自己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往事。大家对于侯礼祥的“自我吹嘘”,都一笑了之:“笑话,简直吹牛吹破了天。你出去才几天,哪能就弄来个红军团长。再说,如果真是红军团长,为何落得如此地步!我看,你恐怕有点神经病。”
侯礼祥心里不顺遂,就对什么事都看不惯,特别是喜欢挑村子里干部们的剌。针尖大的事,总闹得干部们不好下台。干部们恼怒了,时不时地也就当着他的面抖点威风,讲点狠。于是,侯礼祥吃不消了,开口就骂:“没有老子们拖长征,哪来你们狗日的抖狠气!”
干部们讨嫌他,都觉得他是鹅卵石掉到粪坑里,又硬又臭,都想找机会“开他的涮”,在他身上做几笔“业务”。
第一笔“业务”就是将他搞成内部专政对象,接着将他打成“四类分子”。所谓四类份子,就是地主、富农、右派、反革命这四类公开专政对象。
1959年下半年,江陵县公安机关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无产阶段专政对象的调查摸底。侯礼祥果然被摸了进去。地方干部给他填写的第一份《专政对象调查摸底表》是这样记载的:
现用名:侯礼祥。年龄:45。爱好:吸烟。性质:保长。文化:私塾四年。体貌特征:中等身材。籍贯:江陵郝穴公社。常住:永兴管理区侯垱生产队。生活来源:种田。受何处分:1952年以来被人民管制三年,坐牢二个月。家庭成员:妻杨绪儿,小孩6个。参加何种反动组织:1939年在朱河当过大保长,联保主任,伪乡队副。公社化以来表现:不老实,干部要他儿子上堤(荆江大堤水利工程),他骂干部,说干部是要做孤老的(意思是咒人要绝后)。还说老子没有吃你们的闲饭(白吃),老子拖过长征,没有功劳有苦劳。
这仅仅是一张调查摸底表,上面既无任何结论,也无任何单位和个人签字盖章,但是,这张表的确是侯礼祥定为了内部专政对象的唯一证据。
内部专政对象,一般是通告监视,但不戴“帽子”和公开管制。侯礼祥得知自己成了贫下中农专政的对象,怒火中烧。然而,愤怒归愤怒,人家并没有对他下手,他也顶多只是耿耿于怀罢了。侯礼祥想,此时不把自己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看来是过不下去日子了。然而,如何才能说得清楚明白?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老首长杨得志和杨勇。
一天上厕所的时候,侯礼祥看到小半张扔在地上没有日期的《人民日报》。反正蹲在那里没事,他就将报纸捡起来看。忽然,他发现报纸上写着杨得志、杨勇的名字。他喜出望外,顾不得又脏又臭,连忙拉直皱巴巴的报纸,一气将报纸看完。报纸上面写的是关于他的老首长被授予将军军衔的新闻报道。
侯礼祥从厕所出来,抓起笔就给中央军委办公厅写信,希望能与两位将军取得联系。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中央军委领导:
我叫侯礼祥,原名李祥。我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曾任红一方面军一师十三团团长,陈赓、杨得志、杨勇将军是我的直接上级。1937年和1938年,我在延安任过中央警卫团副团长。1939年初,我转业到地方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现在,地方上将我定为内部专政对象。我的历史急需要我的老上级证明。我不知道我的老首长们现在何处任职,特请求你们帮忙将信转给他们。
此致 敬礼
侯礼祥
1961年10月1日
几个月后,侯礼祥终于收到了杨得志、杨勇两位将军寄来的亲笔信。他激动得大哭了一场。接着,他顺着来信的地址,赶紧给两位首长各人追去了一封“求救信”。信中,他将他与两位首长相处印象最深的事,有点有谱地写出来,以便首长进一步对他进行甄别。同时,他还将他在强渡大渡河后的壮烈心情,用八句诗做了描述,以引起首长们的共鸣。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1935年,我在红一师一团强渡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折戟沉兵,而我们胜利了。特将此心情回忆于下:
大道依有道,诗书所不屑。
钱财如粪土,肝胆硬似铁。
策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
人头着饮酒,饮进点点血。
与新中国威震四海的将军们有了联系,他再也不怕历史问题说不清道不明了。他对老婆说,我侯礼祥拿出这两位杨大将军的信来,恐怕狗日的干部们要吓出尿来。
连载故事:江陵有位失踪的红军团长(一)
下期请看: 将军来信,反成罪证; 斗争“四类分子”,他跪左腿不跪右腿
作者:张世春 来源:江陵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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