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村里留守的只有老人和学龄前的小孩
图为：竹林深处的村庄已经没有人居住
图为：村口的空房墙上还留着当年“农业学大赛”的标语
图为：天岳村家家都有牮纸作坊
36岁的杨勇离村10年后，今年春节踏上了回乡的盘山路，到家时却发现村子已经“空”了，与之相邻的两个村——石脚盆、郭家村，则完全“不见”了。这两个村子已有近百年历史，可是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便和这个时代永别了。
这在咸宁通城县不是孤例，诸如此类的村子过去十年共消失了64个。根据2012年的统计，全国自然村在过去十年间消失了90万个，也就是说，每一天中国约有250个村庄消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从来都是推进人类文明发展最深刻的阶段。
中国也不例外。2012年初，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对具有数千年农耕传统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咸宁通城的这些村子，赶上了中国城镇化的浪潮，它们只是大时代下的一个缩影而已，也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局。
乡愁：渐行渐远的故乡
不久前，通城县扶贫办副主任樊四海，对全县11个乡镇的164个行政村及附近区域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咸宁通城十年消失了64个自然村。
近日，楚天金报记者走进这个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通城山区，对其中的12个村庄进行探访。已经离开村子的人，或者仅剩的几个留守者，都对“回不去的乡愁”满是叹息，却又奋力地想离开，怀念和舍弃一起在“村庄”这个古老形态下纠缠。
人们都自愿选择离开，然后又怀有乡愁，在车票的两端，一边怀念，一边奋斗。
出去的人再也不愿意回家
一个个自然村自然消失
春节前一个月，36岁的杨勇带着全家回到通城县马岗镇黄鹤村6组，一个藏在竹林深处的村子。回家后他发现，村里16户人，除了崭新的楼房，几乎没人，“打个牌都凑不齐一桌。”杨勇说，因为要照顾90岁的奶奶，过年后，他一个人留在村里，家里其他7个人全部到县里租房子住，因为“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了”。
黄鹤村6组是由石脚盆、郭家村、何家村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来的。如果以原何家村为原点，从左到右画一个“V”形图，石脚盆在“V”的左上角，郭家村则在右上角。
过去10年间，石脚盆和郭家村的人员不断外流，已经无法成村，所以才在编制上合并到何家村，成立了黄鹤村6组。但所谓的“并入”只是名义上的，因为这两个村子只有一户人在6组建了新房，而且常年没人在家。
建新房的是石脚盆的最后一户人家，男主人叫胡习中。2013年初，他们在何家村修了一栋两层楼房，然后举家外出打工，之后就一直没回家。“第一家2000年搬走，第二家紧随其后，第三家是2006年，最后一家是2013年离开这里的。”黄鹤村村支书杨鹤吾说，石脚盆村原来有四家人，分户以后有人直接出村，搬走的人也不要老房子了，任其剥落、坍塌。
郭家村的情况也与石脚盆村类似。1980年，郭家村的郭金州就和兄弟一起，离开村子到沿海闯荡，之后很少回家。该村的最后一家人也于2011年搬走。
3月4日下午，杨鹤吾和杨勇一起，带着楚天金报记者穿过几亩荒芜的水田，走进竹林茂密的深山，只有脚下一段百米长的石板路还证明着路的尽头曾经有一个叫“石脚盆”的村庄。
这是一个典型的山间小盆地，四周全是竹子，一条小溪从山顶流到村口，村里人用来接水的钢管还裸露在草丛中，村外百米即是山泉水浇灌的水田，不过已经没人种了。
走进“村子”，坍塌的房子已经分辨不出有多少栋，只有一个花岗岩石门上还留着一个模糊不清的金属门牌号。
留在6组的老人说，石脚盆的原住民，两家去了县城，做起了生意，还买了房，另外两家出去打工，过年也不回村，已经有很多年。而郭家村的几户人，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
工作、学校、医疗都比村里好
出走只为追求更精彩的生活
1980年代开始，“打工”一词开始在中国大地传播，久居乡村的年轻人开始放下耕田的裤管，背着“蛇皮袋”的行李，走向城市。30年过去了，这股潮流依然强劲，伴之而生的是，一代代的农村人不愿再回家乡，一座座村子也在这股经济浪潮中消失了。
杨勇离开，是因为他们一家6口只有四亩水田，一年挣的钱只够吃饭、人情往来、看病。“上世纪90年代，出去打工的父辈回村，带回了大量的钱，也带回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村里的年轻人终于坐不住了，纷纷出去打工，20年了，很多人就不回来了，似乎再没见过。”杨勇回顾自己打工10年的生活，总是眉飞色舞，“我2004年去广州，一年可以挣5万块钱，比家里干5年都多，2005年买了一辆车，在东莞、广州、深圳跑货运，一年收入也有10万元。”2008年，杨勇开始回顾自己打工的日子，猛然发现，5年一分钱没攒到。于是，他辛苦3年又攒了30万元，2011年回村建了一栋三层的楼房。
房子建好以后，全家8口人并没有留在村里，而是全部搬到了县城，尽管没有房子，他们也愿意住下，“有工作、有学校，尤其是孩子，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杨勇感叹，村里的世界太小，种地产值太低，跟外面没法比。
和杨勇一样，出走的人们，只为了追求更精彩的生活——更好的工作、学校、医疗或其他。
通城县麦市镇的天岳村、天门村，以及所属的村民组，2007年左右将村小学或教学点合并入乡镇小学。随着学校的消失，住在村子里的人也相继搬走。
天岳村4组左右约300米处，各有一个自然村，一个叫枫树屋，原有11户人，一个叫谭树咀，原有7户人。2013年3月，这两个村子一起并入天岳村4组。
枫树屋原有的11栋房子，因为没人住，经历火灾和风雨之后，已经塌了10栋，唯一没塌的一栋只住了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和一个3岁的小孩。
谭树咀原有的7栋房子，只有方龙海老两口“留守”。村口一栋空房的墙上还残留有“农业学大寨”的标语，虽然红漆已剥落，但依然可辨。方龙海是该村的老村长，他说，当年的农耕热情早已烟消云散了，数代人居住的村子，跟着学校一起搬走了。
无独有偶。2007年，通城县天门村的小学被撤并到镇小学，该村315户1250人，只用了6年时间，就减少到现在的158人。
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又不想回家
在老家和城市间的村镇落户
3月4日下午，杨勇和几个老人坐在村支书家的楼下聊天。村支书在楼顶上装了一个小音箱，用电脑放一些流行歌曲，一下午都没停。
在村里，没有工厂，像杨勇这样早已熟悉了现代生产方式的年轻人，找不到可以发挥本领的地方，他的货车也派不上用场。“让一个已经‘现代化’的人回到了传统的生产方式里，不适应是正常的，他的离开也是自然的，因为他要寻找适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如此分析。“在外面打工，没办法完全融入当地，即使挣了钱，也是回到乡镇和县城买房，然后在城里居住、工作、做生意。”通城县扶贫办副主任樊四海在调查中发现，因为农村和乡镇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欠缺，很少有出去闯的人重回乡村，但他们也很难落定外地，只能在居住地的乡镇和县城定居。
樊四海的调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湖北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殷雄飞带领团队做了一个《湖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定居转移的调查和思考》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举家外出的农村务工人员数量达到外出务工农民总数的26%，其中，大城市才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定居的首选，经济活跃或有发展前途的小县城超过一般中等城市，最不受欢迎的正是农民们熟悉的家乡小镇。
然而，定居在大城市并非易事。记者在通城县马岗镇、麦市镇的街道上随机采访时发现，乡镇上做小生意的人，许多都是近几年从下面的村子里搬出来的，因为外出打工攒了一些钱，却又很难定居在外面，就回到县或镇，买房子，做生意。在麦市镇，一名租车的黄师傅告诉记者，乡镇上的房子一千多一平米，出去打工，稍微节约一点的家庭三年就能买一套。“大批的农民走出乡村，走向城市，再不愿回乡。他们在‘打工’的浪潮中奋进，又掀高了这股浪潮。他们已经适应现代生产制度，而且和原乡的生产生活方式割裂，也无需回去了。家乡已成他乡，故乡也成了怀念。”湖北省社科院教授冯桂林说。
变奏：此消彼长的村庄进化史
消失的村子再不会重新复原，出去的人也难再回来，故乡已成他乡。这一股自由流动的定居选择，正好赶上了城镇化的大潮。许多问题也在前进中纠结或自解，消失的已然不再，“空心”的如何维护，走出去的如何实现梦想，都还在努力中。
消失是痛，有人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但也有人说这是机遇。城市的吸引力，将无数农民吸引到城镇化的大潮中，他们积极参与现代化的生产过程，适应城市的生活，并努力吸收城市里优质的社会资源。
将有更多的自然村消失
自然村迅速消失，咸宁通城县并非特例。这样的情况在全省乃至全国比比皆是。
湖北省扶贫办在做农村劳动力定居转移的调查时，将调查范围扩大到湖北省的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幕阜山区等四大片区，并就农村劳动力的资源状况、从业结构、定居转移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摸底。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空心化”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截至2011年，四大片区833.76万农村劳动力中，在家务农的只有287.32万人、仅占34.46%，几乎2/3的人外出务工或经商了。
比如，秭归县屈原镇九岭头村是该县版图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贫困程度最深的一个村，现有常住人口225人，仅占户籍人口792人的28.4%。而且这些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达到50%，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占18.3%，随着人口的进一步迁移和老年人的自然死亡，这个村将会自然消亡。
湖北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殷雄飞在报告中分析，随着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新一代打工者更多的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片区将会有更多的自然村从县域版图上消失，农村“空心化”将会更加明显。
在被调查的7个县里，有超过70%的农民出村务工是“自发行为”，这表明城镇就业机会、预期收入、发展前景仍然高于乡村，更多的农民愿意选择背井离乡改变现状；50岁以下的青壮年人数占85%左右，这一群体对城镇的期望值较高、定居转移的愿望较强烈，有许多已经成为现代产业工人，如果由农民变市民，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等得起”；有70%左右的农民在城镇打工时间超过半年，由打短工、打零工变为“做长工”，由“亦工亦农”变为“全职非农”。
尽管这些人离真正“城里人”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完全能够适应城市的节奏和工作生活方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市民化”。
用农业现代化安放乡愁
“可以预见的是，以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将逐渐取代宁静、缓进的乡村传统，继续推动国家和时代的进步。而目前中国自然村的消亡，正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这是生产方式更新和生活方式进步的体现，跟不上社会进步节奏的村子被自然淘汰，跟上发展脚步的要扶持壮大。只有注重产业化，孵化出现代的生产方式，家乡才不会仅仅是‘乡愁’，更是现代化和新生活的载体。”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说。
记者在通城采访中发现，天岳村并没有像其他村庄一样大规模外迁，大量农民仍在村镇生活。目前，天岳村总共256户1138人。“全是因为楠竹和牮纸。”天岳村村支书胡兰凤说，全村共有集体山林8700亩，分产到户后，每家有15亩以上，满山遍野的楠竹，成了留住农民的决定因素。这也是天岳村和全县其它地方最大的差异，因为有产业，村民并没有离开。
牮纸，也被称为火纸，主要用来祭祀时焚烧。从北宋开始，这个位于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交界的村庄，就成为牮纸制造的核心区域。相传岳飞曾称：“牮纸，可通黄道。”此后牮纸便开始热销鄂、湘、赣三省边界地带。
胡兰凤说，天岳村家家户户都用楠竹造牮纸，每家都至少有一个作坊，而且盖有自己印章，包退包换。目前，通城麦市镇天岳村的牮纸工艺已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清明节后，天岳村的楠竹开始生长，采竹造纸也由此开始，每家人一个月至少净收入3000元，有了产业和经济来源，以及自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甚至包括楠竹等原材料清晰的产权界定，都成了天岳村留人的关键。
不过，湖北省社科院教授冯桂林认为，靠楠竹建立起来的牮纸产业虽然留住了天岳村的人，但一千多年来的家庭作坊式生产至今没有改变，这并不利于产业集聚和规模发展，在现代经济制度的竞争和冲击下，不一定可以长久，因此，机械化、人才、资金、品牌、政策引导等战略规划，要着手提出来，这样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才不至于被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淘汰。
如何发展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实现“人的就地城镇化”，这也是通城县马岗镇黄鹤村村支书杨鹤吾正在考虑的问题。黄鹤村6组抛荒的耕地已占全村耕地的大半，村民离开后留下的资产，他不想就这样浪费掉，于是在想办法联系撂地的农户，计划把荒芜的田流转过来，使其集中连片、规模化生产，尝试对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进行更新。
胡兰凤也计划在清明节前后，将自家的牮纸生产作坊由1个扩大到10个，并申请一块地方，尝试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
■ 声音
自然村消亡是生产力进步的体现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次“民工潮”催生了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人群，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步返回农村，第二代农民工则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选择留在城市，因为比父辈更执著于“城市梦”，他们宁愿舍弃世代生活的原乡。
针对村庄消失和壮大，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说，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村庄经济如果没有跟上村外世界的产业更新，随着劳动力流出和他们对新生产方式的习惯，旧的村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就会被放弃，村庄这种形态也会自然解体。“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同时也是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机遇。”周运清说。“这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历程中的普遍现象，消失的无需刻意挽留，继续生长并不断壮大的要鼓励支持。”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冯桂林说，历史进程会有此消彼长的表现，中国农村亦是如此。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认为，自然村的消亡和农民自由地迁居城市，一方面是这些村子的生存条件恶劣，不适合现在的生产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劳动力流动的必然结果，是农民试图摆脱贫困的自我决定，也是自我城镇化的过程，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来看，也是个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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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5 08: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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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5 10:5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