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文化寻踪：历史上江陵境内的侨县和新置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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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78年秦国攻占郢都，分郢地置江陵县算起，江陵建县至今已有2287年了。

在长达近23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江陵城（今荆州市区）作为江陵县和过去南郡以及后来的江陵府、荆州府治所和荆州行署驻地的地位一直未变。

只是在王莽时，建立新朝，为了消除汉王朝的一切痕迹，改称江陵为江陆，但这次改名历时很短，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太深的印象。

因此人们说江陵建置自古未变是有道理的。

不过在江陵的东部，即现在的江陵县及其周边地带，情形则有些不同。江陵县沿长江设置，东西长，南北距离短。西部背枕丘陵，而东部则多港汊湖沼，古时人口稀少，所以历史上一些变故，一般都发生在东部。

江陵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变动发生在南北朝初期，公元四世纪初，北方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西晋王朝灭亡，晋朝皇室及王公贵族纷纷逃亡江南，在南方建立了东晋王朝。

为逃避北方胡人的杀戮奴役，一些原来居住在北方的汉族士族及其部曲也随之南逃，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

待到东晋晋元帝在南方一带站稳脚跟之后，为巩固自己在南方的根基，立即着手解决这些北方流民的安置问题，而当时的江陵东部的地理条件，成为理想的难民安置地。

东晋朝廷安置北方流民的办法是划地集中安置，并给予这些移民安置点以郡、县的建置，沿用其原籍的郡名、县名，任命流民中的士族人士担任郡守县令，实行朝廷直接领导，集中治理。这些设在南方县域内的北方移民安置区性质的郡县就称为侨郡、侨县。

从晋元帝建武元年，即公元317年起，南方各地相继建立了大量的侨置郡县，其中设在江陵境内的有定襄、广牧、新丰、云中、九原、宕渠六县，并侨置新兴郡以管辖这六县事务。

东晋皇室从北方来到南方，在南方人心目中属于外来势力，因此司马氏政权对南方人是怀有戒心的。建立侨县，集中居住，保留原来的郡名县名，既希望这些北方流民不忘故土，同时使其作为东晋朝廷的政治基础，以牵制强大的南方人势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消除朝野上下由于大部国土沦丧所导致的自卑心理，给人一种虚幻的“金瓯一统”的感觉。

设在江陵的这些侨县郡的老家是十分遥远的，而且历史也十分悠久。

其中如定襄，是西汉设置的县，原来位置在现在内蒙古河套一带。新丰县建于西汉初年，当年刘邦的父亲太上皇想念老家“丰”，为满足父亲的愿望，汉高祖刘邦就在长安附近建立了一个“新丰”，原县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境内。

云中，为秦置县，原来位置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

九原，又名五原，也是汉置县，位置在今内蒙古包头市，汉朝时是新兴郡的治所。而宕渠，就是现在四川省的渠县。

这些侨县，全部设置在今沙市以东的原江陵县辖区内。

东晋设置的侨县，一直到后来刘裕建立的宋朝（刘宋），其建置仍保持不变。

到宋孝建二年（公元455年），第一次对江陵境内的侨县进行并省，将九原并入定襄，宕渠并入广牧，云中并入新丰，合并后的定襄、广牧、新丰三县仍属新兴郡管辖。

据《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以上三县共有2310户，人口9580人。到了梁朝（公元510—557年），改新丰为安兴县，当时新兴郡治、安兴县治均在现岑河镇一带。

公元555年，西魏军攻陷梁都江陵，在现在白鹭湖一带设置华陵县。其后在江陵建都的后梁政权又在华陵县以南设置鄀州，同时在其地设置云泽县，属都州管辖。以上州县的位置，大约相当于现在江陵县及与其毗邻的潜江、监利一带。到了后周，又改华陵为紫陵县，其余侨县及云泽等县则维持不变。

到了隋唐两朝，这里的情形才有了大的变化。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8年），废新兴郡，撤除了县辖区内的郡级机构。

十一年（公元592年），省安兴并入广牧县。仁寿初（公元601年），又改广牧为安兴县。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将鄀州及云泽县并入紫陵县，又省定襄并入安兴县。

到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将紫陵、安兴两县并入江陵县。至此，历时327年的江陵境内行政分割、郡县林立的局面终于结束。

而正由于这一长达三个多世纪的行政分割，特别是大量北方人士的集中居住，导致了后来江陵东西部较大的文化差异。

而东部与西部江陵人在语音上更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郝穴镇，其语音则更接近北方人而与荆沙人及郝穴周边的居民有很大的不同。

侨县的设置是江陵历史上的一支重要的插曲，其次，就是元朝时在江陵东部设立的中兴县了。

中兴县最早见于明末人孔自来撰写的《江陵志余》，据《志余》记载，元朝改荆州府为中兴路，中兴路治江陵，另在江陵东部设中兴县，县治在赤岸，即现在江陵县白马寺镇的赤岸街一带。

关于中兴县，学术界颇有争议，如光绪六年成书的《荆州府志》就不肯认同有中兴县存在。

但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却对中兴县持肯定意见。由于没有定论，1990年成书的《江陵县志》也不提历史上曾有中兴县一事。

人们否定元朝江陵东部曾设置中兴县的最大的理由，是《元史·地理志》没有关于中兴县的内容，对此，笔者有自己的看法。笔者以为，《元史》是一部为赶政治任务而速成的书。

《元史》成书于明太祖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公元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攻破大都（北京），将元嗣君赶回漠北老家，朱元璋建立明朝，当上了皇帝，但此时中国并没有完全统一，不仅北方的河北、山西、陕西还处于战争状态，南方的四川、云南等很多地方也仍然在各种自立山头的农民起义军势力的控制之下。

而《明史·太祖本纪》载：洪武二年七月《元史》成。如此急速的修定前朝历史，的确是空前绝后的事。以上情况，表明《元史》的修纂是在天下尚未统一、朱元璋仅占据东南一带，称吴王时进行的。

《元史》成书时，离徐达占领北京尚不足一年，也就是说，修元史时，修史人员根本没有可能完全占有并运用元朝中央政府的全部文书档案。

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修史人员仅凭自己掌握的史籍和一些口碑资料修史，困难是十分明显的。

如果一定要修，只能根据旧史，再根据传闻，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办法，其结果必然是错误和漏记在所难免，对于地理志，其结果尤其严重。因此，中兴县的失记，是事出有因。

中兴县在元史中失记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其存在的时间不长。据《元史·地理志》，中兴路在宋朝称荆南府，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为上路总管府。

元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改名中兴路，而中兴县的设置，也应在这一年份。元朝是公元1368年灭亡的。

在此之前，即公元1350年左右，湖北爆发了徐寿辉、陈友谅领导的农民起义，并建立了新政权，所以中兴路存在的时间严格说只有二十年左右，而在人们口头上，仍习惯称荆州府。

至于与中兴路同时建立的中兴县，由于地域小，时间短，甚至在荆州一带百姓中印象也不会太深，而修明史时，这一带仍是战场，住在当时吴国都城南京的修史人员不可能到江陵来调查，而手中掌握的元朝官方档案又严重不足，所以出现了《地理志》不载中兴县的失记事故。

孔自来作为江陵人，平生努力搜求家乡历史上的遗闻旧事，出于还原本地历史原貌的目的，记下了设中兴县一事，其忠于历史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至于“地名大辞典”也列入中兴县一条，表明编纂者也是自有其根据的。

关于中兴县，笔者还可以找到一些旁证。

1970年5月，本人第二次下放，安置在江陵县熊河区六合公社荆州三队旧名五房头的地方（现属江陵县白马镇，原名荆洲大队《江陵地名志》作荆州大队），当时我是全家下放，父、母、弟、妹都到了那里。

当地老农给我讲这里叫荆洲的来由，说当年修荆州城，原来是打算将城建在这里的，后来玉皇大帝派二郎神下凡来勘察地势，走了四十八步，踏陷了四十八座渊塘，回去汇报，说这里地势太轻，于是到别处去修，这里就成了荆洲湖。

关于这些传说，我当时只是当神话听。

1972年冬，我妹妹及队里的一些女社员安排去挖十周河，一天，忽然挖出了很多园形方孔的古铜币，我妹妹也带回了一些，我一看，原来是唐朝至宋朝的古钱币，各个年号的都有，很齐全，似乎还有元朝的。

我当时很惊奇，想不出这一片荒湖的地方怎么会有如此众多且各个年代齐全的古钱币的。

当时，在一队的一位下放右派熊朝雄先生经常到我家来坐，我告诉他这件事，他也感到很吃惊，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趁他回武汉姐姐家过年的机会，去请教省文物部门。

于是我清理出唐宋两朝一套有各个年号的完整的钱币，交给他上路。春节后熊朝雄回队，告知我这套铜钱已交给有关部门，他们正在研究。

几个月后，也就是1973年春天的某一日，忽然公社来人，到队里挨家搜查藏有的铜币，得知公社来搜查铜钱，以当时我们家的情况，更是不敢怠慢，只能悉数将捡到的古币交出去了，此后，就再也没听到这批铜币的消息了。

现在想来，在这以往数百年来一直被视为一片荒湖的荆洲湖、老六合垸，在唐宋时期应是一个经济较发达的地方，甚至这里可能还有官库，而《江陵志余》里提到的中兴县治赤岸，也就在这一带。

赤岸这一地名，原本存在于北方，是在六朝诗赋和有关史籍中经常出现的，而在江陵出现赤岸这一地名，我想也和魏晋以来的流亡北士有关，包括前述的那些侨郡侨县，以及一些寺庙如东晋时始建的白马寺，都是当时人从北方搬过来的名称。而我在五房头听老农讲到的修荆州城的故事，正是在过去这里曾经设有行政机构这一历史事件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朦胧记忆。

江陵历史上的这些变故，均发生在原江陵县的东部，也就是现在江陵县及其周边地区。而元朝中兴县的存在，也应是肯定无疑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周河工地唐宋钱币的发现，可认为是一重要的实物证据，可惜当时没有作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而如今再找当时钱币出土的位置，只能是一片茫然了。

江陵的历史，在西部，即今荆州区和沙市区，从来是十分清晰的，而东部，即现在的江陵县，却显得十分模糊，人们期待新的发现和深入的研究，以显现历史的真实。（来源：江陵县档案史志信息网 作者：张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