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老屋小石磨，美味汽水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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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一静、隆隆中飞雪纷纷落下，两亲两和、漫漫里摩擦渐渐平和”，这一副描写石磨的对联，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家老屋里有一副圆圆的手把小石磨，下面用桑木做的像一副担架。它陪着我们在郝穴童家湾度过了16年，后撤迁在樊家巷重盖新房子又度过了19年。那石磨吱吱呀呀的吟唱，打磨出有滋有味的日子。按母亲的话说，“这副小石磨，一年四季没有闲置过，是我们家里的有功之臣！”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住在河南堤（即现在的郝穴港务站），因扩修长江大堤，到搬迁于新街（现改为建设路）居住，以及辗转到六、七十年代，小小的石磨，是我们家显摆的“家当”，大约有50个年头。它是家母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家里最好的帮手；在那段难忘的岁月中，陪伴我的母亲度过了苦乐年华。

我们江陵一带把石磨叫磨子，用它时叫推磨，据说是战国时期鲁班发明的杰作。说实话，这个石磨真的很神奇——磨扇两块，中间立轴链接，下扇固定，上扇绕轴转动。两块咬合的磨扇留有一个空膛，叫磨膛，四周是磨齿纹。上扇有磨眼，若是磨粉和打浆，将其慢慢倒进（称：遇磨）磨眼流入磨膛，通过磨齿磨成细粉或米浆，从夹缝中缓缓流到磨盘下，即大工完成一半。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父母生养我们兄弟姊妹七个，可以说是家大口阔。每月供应的口粮不够吃。母亲总要会想办法、找熟人，到粮站凭“特批”的条子买一袋碎米回来，贴补供给不足的一日三餐。因碎米不好做饭，只有用它做粑粑（bābā）；但做粑粑离不开石磨，其工序并非简单。记得母亲做粑粑的情景：先把碎米洗净晒干，然后用磨子磨成米粉。每次我都要跟母亲打个下手。其实推磨是一项体力活，左右手不停地交换握住磨把使劲地转。母亲一边遇磨一边讲：“石磨奉为‘青龙’，石磨是绝对不能坐的”等民间故事。这一推一拉，平均使力，才能使磨盘匀速旋转。待一场磨推下来，我常常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双手都要磨起茧子。常回想在老屋里推磨的画面，一次次推动石磨，一圈圈旋舞，石磨流淌着又白又细的米粉和米浆，丰富着那个年代。


直到推磨完工，母亲将先蒸熟的南瓜和米粉倒入盆中，加少许水不停搅拌揉融，做成一个个圆形的粑粑，再将一个个在锅里摆放一圈，中间倒一点水，然后盖上锅盖。锅沿要围一圈打湿的抹布，是为了不漏（跑）气。那时的柴火灶很管用，只要续几把柴火，粑粑就熟了，满屋弥漫着香味。每次家里做的粑粑，要装一大竹筲箕。除跟左邻右舍送几个外，大约要吃上十天半月。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是街坊对我母亲的评价，概括起来就是既能主内，又能主外。母亲无论是下厨，还是做麦酱，或是腌制腊菜等传统小吃，都有一套娴熟的本领。每到岁末，我们家里还要做一盆糍浆。先将泡好的糯米，连水带米用磨子磨成浆后，用旧床单或纱布盖在一盆米浆上，再填满草木灰（即：柴火灶里的灶灰）。待草木灰吸干水分，糍浆就大功告成了。

那时街坊备有石磨的人家并不多，需要使用石磨都要事先预约或排队轮用。只要到了寒冬腊月，我们家里的磨子从来没有停歇过。在置办年货中，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米粉和糍浆。说到糍浆，一般从腊月吃到元宵节。其吃法多样，按家里需求，可做汤圆，也可做糍浆粑粑。但最佳的吃法在煮米酒时，把糍浆搓成颗粒状，再打两个荷包蛋，待浮在水面即熟。当盛到碗中，那白花花的米酒，如同夹杂着一快快和田玉和一粒粒珍珠，煞是好看。

自从改革开放后，电动磨粉打浆取代了当年的石磨。而我们家里的磨子，终于完成了它神圣的历史使命。但曾经装点我们家生活的石磨，虽然走出了历史的舞台，却走不出我记忆的长河，它永远是其中的一朵浪花。再回首那时与母亲一起推磨的时光，心里仍有一丝丝苦涩的快乐和甜蜜的温暖。

石磨有幸，见证着岁月的逝去与社会的进步；我亦有幸，年少时与石磨有缘，留下这段温馨的记忆。正如回忆，时而如一杯美酒，醇香而绵柔；时而如一把泥土，沉甸甸握在手心，厚重而深情。其怀旧的情结，便是老屋里一副小小的手把石磨，将长久地在我的记忆里转动。

如今，功不可没的石磨，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要么寂寞地存在角落，要么成为摆设，当作水景或者茶盘。殊不知，退隐、遗忘本是常道。虽说它的季节不再轮回，惟有记忆像一台留声机，一遍一遍地在时光中旋转放映——留恋的人，怀念的事，一如石磨般珍藏于心底。但我正以独特的方式，存留过去，定格从前。

老屋里一副小石磨，是我无法割舍的情怀，不论它置身何方，都值得用一生的时光，去回味、去回温。

2021年1月4日写于鹤栖庭园

作者简介：袁丹银、男、生于1958年、中共党员、荆州市江陵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以笨拙之笔记录点滴的生活，以敬畏之心雕刻思想的花朵，永远放歌在文学的路上。闲暇之余，擅长诗歌、歌词、朗诵诗、随笔散文等，曾在报刊、电台、网站发表文学作品千余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