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江陵之抗战旌旗飘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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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中共江陵县委（原为中心县委）在三湖地区创建了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为消灭敌人，发展革命力量，保卫人民的生产、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江陵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三湖地区位于岑河口以东，区内湖泊众多，回旋余地大，加之又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1938年秋，中共荆沙特委派彭祥麟、陈克东以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到这里做地下工作，发展党组织，为开辟三湖抗日根据地作准备。

1939年3月，湘鄂西区党委为适应战争需要，派魏西到江陵组建江陵中心县委，利用江陵、潜江、监利湖多的有利条件，创建武装斗争根据地。任命魏西为中心县委书记，彭祥麟、王干青为委员。四个委员分别负责组织、政权、宣传、民运工作。机关设于荆州城估衣街。

中心县委成立后，江陵的革命工作加快了步伐。首先是确定了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制订了根据地工作要点。县委决定把岑河的三湖和白鹭湖畔的沙岗作为根据地，两头向中心延伸，再逐步联结起来。

随后从沙市调了10多名共产党员到根据地工作，在全县建立和加强了区一级党的组织机构。

新建了荆沙区委，准备敌人占领荆沙后坚持工作，由周韦志任书记；成立郝穴中心区委，辖沙岗、普济等支部和马家寨分区委，由陈克东任书记；岑河区委由王遇璋任书记；建立万城区委，王干青任书记。

三是发展党的组织，提高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各区委都发展了一批党员，新建了一些支部和党小组。三湖地区建立了7个支部，有党员30多人。中心县委和岑河区委在三湖北边朱家祠堂办党员训练班，学习《论党》、《论持久战》，从思想上武装了党员，激发了大家参军参战，消灭敌人的勇气和决心。以党员为骨干的保乡会的活动也开展得很有声色。

骨干队伍建立之后，县委就组织大家千方百计地搜集枪支，建立武装。办法采用了下面三种：

第一，通过作士绅简舜卿的工作，掌握了岑河区公所一个分队的武装。这个分队是沦陷前夕国民党区长郑少章带着中队逃亡江南后留下来的。

第二，从国民党散兵游勇中接收枪支。武汉沦陷后，过路的散兵很多，他们手中有枪，区委就以当地行政机关的名义请他们吃饭，安排住宿，买了7、8支枪。

第三，派人打入国民党地方团队甚至土匪武装中去任职，通过做工作，待时机成熟后，把枪支拖过来。张礼成就用这种办法在熊河等地搞了不少枪。

1940年6月，江陵沦陷，中心县委迁到岑河口，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准备开展持久的抗日游击战。

当时，国民党逃亡江南，广大农村匪霸横行，一片混乱。为了保卫自己，岑河、三湖普遍发展了迷信会门组织“黄学会”。参加者除极少数是职业性的会门首领以外，多数是青壮年农民，四五十人合为一个“会堂”，人多势众，对防匪保乡确实很有用。

一位教书先生给黄学会写了一幅对联：“黄帝伐蚩尤杀敌全凭天着眼，学会科佛祖交锋自有神当头”，可见黄学会在群众中影响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县委决定因势利导，派组织部长彭祥麟和进步绅士简舜卿作该组织的上层工作，逐步把这个会门组织改造成抗日武装。

同时，还把党员派到各村的“会堂”，仍以防匪锄奸、抗日救亡为宗旨，进行宣传教育。因为反映了广大会员的基本要求，很快得到普遍响应，于是在岑河口成立了黄学会总指挥部，民主人士简舜卿任总指挥，会首潘德龙任副总指挥，下设大队和中队。

黄学会总指挥部成立后，一切活动都按照县委的部署进行。首先是打击土匪恶霸，安定社会秩序。当时有一股顽军窜到三湖清水口，占地盘、拉队伍，黄学会总指挥部发现后当即派少数队员与之交锋，慢慢把顽军引到岑河口附近，然后鸣锣为号，调动千余名手持长矛大刀的会员，围歼了这股顽军，活捉4人，缴获长短枪40余支，战马3匹。之后，县委从各地调进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掌握这批武器，编成了民众自卫队。

1940年10月，江陵划归鄂豫边区党委领导，江陵中心县委改为县委，彭祥麟任县委书记。

皖南事变以后，边区党委为了加强对江陵工作的领导，于1941年2月，在天西（天门西部）渔南根据地召开了江陵县委扩大会议。与会的县委成员和区委书记30余人，边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孙西歧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作具体指导。

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和决定，总结了兵运工作中的教训，具体讨论了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作了两项决定：一，盘踞三湖的国民党江北民众自卫总队，是一股专反共不抗日的顽固势力武装，必须拔除这个钉子，正式建立我党领导的三湖游击队。二是按“三三制”的原制，组建江陵县抗日民主政府。

会后，县委立即抽调区委干部和各支部的党员组成了一支60多人的行动队，实施消灭反动武装——江北民众自卫总队的计划。

因为我们的枪支太少，决定智取。正好当时简舜卿（仍挂有总队副的头衔）得了“千金”，于是在一个晚上，县委派人把总队长李品月、总队副陈白洋接到简家湾简舜卿家吃喜酒。稳住这两个反动头目之后，行动队迅速向敌人的营地王波口开去。

接近目标时，由简舜卿的勤务兵（我们的同志）走在前面，哨兵见是自己人，就没有提防。后面的队伍闪电般地上去夺了哨兵的枪，迅速冲进营房，“叭、叭”打了两枪，敌人从梦中惊醒，全部当了俘虏，缴枪30余支。

队员们返回简家湾时，两个反动头目正在简家饮酒划拳唱京戏，开心极了。我们的队伍突然出现，还没有等两个家伙摸着头脑就下了他们的枪，捆起来拉到堤坡上，宣布他们罪行后就地处决了。

接着，县委从外地调来一些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同志充当骨干，搭起了营的架子。为了有利统战工作的开展，县委请民主人士简舜卿当营长，副营长以下的干部均由共产党员担任。

这次行动，历史上叫“三湖暴动”，也有的叫武装起义，总之震动很大。此后，日伪军和汉奸再不敢轻举妄动了，顽匪也不敢再来了。敌占区周围，凡有支部的地方都建立了两面政权（有的保长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人民生产生活得到了保护。

3月间，县委在龙陈潘（以三姓命名的地点）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县委书记彭祥麟在会上讲抗日战争形势，讲党的方针政策和开辟根据地的意义，号召各界人士和广大军民支援抗战，参加抗战，为了巩固边区、扩大边区而斗争。会上宣布成立江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彭祥麟。成立新四军第五师江陵独立营，营长简舜卿，彭祥麟兼政委。代表会虽然只开了一天，但声势大，影响深远。

5月间，张礼成率熊河区武工队20余人枪与独立营会合于三湖，编为第三连。

独立营成立后，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进行了多次战斗。6月份进行了两次。

一次是童家台战斗。一天早上，国民党的一支顽军闯进根据地进住到南九甲党支部委员童年科家中，对外严密封锁，企图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童年科了解敌人意图后，机智地从屋顶揭瓦翻出去，跑到龙陈潘向县委报告了这个情况，县委当即率独立营一支武装连夜赶到童家台，奇袭了这股顽军，包括分队长在内的敌30余人全部被俘获。

另一次是龚家桥战斗。当时国民党华中游击纵队何大熙部，为“限制异党活动”，在龚家桥设立据点，驻有一个分队，控制了抗日游击队通往岑河口的要道。为了拔掉这个据点，独立营组织了一次夜袭，仅战斗半小时，就缴获步枪11支，手榴弹60多枚，夺回了龚家桥。

到7月底，独立营取得了10次战斗的胜利，武装发展到3个连、1个手枪队，有枪百余支。游击活动范围伸展到南边的资市、熊河、滩桥，直到长江边。北至长湖、豉湖，东抵张金、龙湾，方圆百余里，显示了军民抗战的威力。

国民党反动派“限共”不成，便转而“灭共”了。农历八月十三日（公历10月3日），国民党华中游击纵队总指挥兼湖北省第四区专员凌兆尧命令第二纵队何大熙部大举进攻三湖根据地。

开始只是局部战斗。为了保卫根据地里群众的生命财产，独立营的一个连先在北九甲与敌人进行了战斗，因敌强我弱，不能久战，便向内地后辙，旋即转到南面王家台，集中力量反击尾追之战，经过短时间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时正是中秋节，群众对战士们进行了慰问。

不料第二天拂晓，敌人加强了进攻，从东南北三面对我军分进合击。县区干部和独立营没有弹药补充，只好撤向莲花垸荒湖。这时，敌人长躯直入，所到之处先抢后烧，根据地从南到北，几十个村庄，几百栋房屋全被烧毁。凡没有跑脱的群众，均被捆绑吊打，无一幸免，抓走的也不少。

县委在湖边刘家台开紧急会议，决定县委军事部长杨知时和民运部长张礼成率主力向沙岗白鹭湖突围，县委书记彭祥麟和岑河区委的同志留下一个分队就地坚持。主力突围出去以后，留下来的同志分三片坚持活动。

彭祥麟和特务连指导员朱吉山率部分战士在北渎南洲洼子活动。在这先一天，彭祥麟写信给岑河口的李家榜（党派进去当伪保长的），叫他听到枪声后便把日本人引出来，我游击队则迅速撤出，让日军去打顽军。

结果没等日军赶到，我游击队已被顽军打散，只剩下6、7人。彭祥麟只好决定把枪埋好，分散隐蔽。彭祥麟埋枪以后隐蔽在西岔河柴林子里，不幸被叛徒出卖，遭敌逮捕，不久被杀害于石首新厂。营长简舜卿在突围途中也遭国民党军杀害。

江陵三湖抗日根据地，从开辟到失败，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但这真实而深刻地使全县各界人士认清了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真面目，使我党的抗日主张更加深入人心，从而增强了全县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

同时，这段时期的革命斗争，使我们党的组织和干部受到了锻炼，为主力部队（五师）开辟襄南，重建江陵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1943年3月，抗日的旗帜又在三湖重新飘扬。（江陵档案史志信息网  作 者：彭仲华）